烧不烧秸秆，不光是“禁”的事
 

——农村“老”话题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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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康传义

　　“再不用每天为燃烧秸秆的事情担忧了。”高祥说。霜降节气过后，看着农民地里逐渐破土而出的麦苗，渭南市临渭区故市镇驻村干部高祥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可以放下来了。“谁烧罚谁，烧谁罚谁。”谈到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于秸秆禁烧的态度，高祥这样总结。

　　为了保证辖区内不燃起一个火点，早在秋收之前的一个多月，一场围绕秸秆禁烧的战役便在故市镇打响：9月中旬，故市镇召开“三秋土地确权暨秸秆禁烧工作会议”，会上，曾经因为秸秆焚烧被处理过的村干部，做了专门表态发言。宣传组、巡逻组、扑火组……故市镇机关各部门很多人员都被抽调，参加到秸秆禁烧工作中来。

　　和故市镇很多干部一样，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只要不下雨，高祥每天都要到地里看看，目的只要一个，就是看看农民有没有偷偷地烧秸秆。

　　干部说：禁令禁不住还偷着烧

　　在今年村民们收玉米之前，村里成立了5个巡逻小组，每组两个人，分片包干、不停地在地里巡逻查看。

　　“严防死守”，渭南市临渭区官底镇对于秸秆禁烧工作这样要求。为了确保辖区内“不冒一股烟，不着一把火”，该镇提出要对焚烧秸秆责任人坚决打击，“该罚则罚，应拘则拘。”如此“下势”整治秸秆焚烧，临渭区可谓是有缘由的。两年前，由于秸秆焚烧频发，临渭区被渭南市通报批评，并被处罚金640万元。这样的罚金数额，超过了渭南市其他县区被罚款的总和。

　　谈到秸秆禁烧工作，高祥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秸秆正式禁烧是从这两年才开始的。刚开始的时候，农民在观念上很难接受。”高祥说。为了让农民知道秸秆禁烧这回事情，当时还是大学生村官的高祥，与村干部们一起，深入到每一位村民家中，向他们下发秸秆禁烧告知书和宣传单。

　　然而，要想一下子让农民改变长久以来把秸秆“一烧了之”的方式，还是遇到了不少难题。去年，一位村民就在晚上偷偷地烧掉了自己地里的秸秆，被发现后，当地派出所做出了拘留并处1000元的罚款。对于烧自己地里的秸秆而被罚款拘留，这位村民的妻子很想不通，不仅拒绝缴纳1000元的罚款，同时，还跑到地里又点起了一把火。同样是那一年，一位从外地打工回来收庄稼的农民，不知道政府对秸秆禁燃采取了如此严厉的措施，仍像往年一样，一把火点燃了自己地里的秸秆。

　　这两年，随着秸秆禁燃措施的进一步严厉，村里偷偷烧秸秆的确逐渐减少了。然而，就是这样，高祥和村里的干部们也没敢大意。在今年村民们收玉米之前，村里成立了5个巡逻小组，每组两个人，分片包干、不停地在地里巡逻查看。村里在一些地头还专门架设起了摄像头，实行24小时动态监管。镇政府从司法、计生和食药监等部门抽调执法车，每天也都会进入村子里，宣传秸秆禁烧政策。

　　谈到每年夏秋两季的秸秆禁烧工作，高祥也很是无奈：“严重的雾霾污染之下，如果对秸秆不采取禁燃的方式，环境将遭受更大的污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采取秸秆禁燃政策之后，在严厉的处罚措施之下，虽然农民偷偷烧秸秆的越来越少了，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稍微松懈一下，农民焚烧秸秆的现象肯定会死灰复燃。”

　　秸秆要埋在地下，还必须对土地进行深耕。一亩地下来，农民至少要支出100元。按照现在玉米的市场行情，一亩地即使1000斤的收成，毛收入也就700多元。

　　老张是富平县梅家坪镇的一户普通农民，今年7月，老张一把火点着了自己家的麦秸。可没想到，不受控制的火势，也烧毁了同村六户四亩多的玉米青苗。事发后，老张被行政拘留10日，并处500元的罚款。对于这样的结果，老张也很无奈。可是，面对这么多堆在地里的麦秸，不烧还有什么办法呢?

　　很多地方的做法是秸秆还田。三原县农机总站韩永利股长介绍说，今年，三原县玉米播种面积30万亩左右，其中，秸秆直接还田面积达到22万亩。占到了三原县玉米播种面积的70%以上。

　　谈到秸秆还田，韩永利股长说，虽然政府在大力提倡秸秆还田，但农民们却缺乏相应的动力。因为它增加了农民不少开支。为此，韩永利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要实现秸秆还田，必须使用大型收割机。秸秆要埋在地下，还必须对土地进行深耕。一亩地下来，农民至少要支出100元。按照现在玉米的市场行情，一亩地即使1000斤的收成，毛收入也就700多元。因此，很多农民感觉还是有些贵。

　　“如果不是政府命令禁止燃烧秸秆，很多农民肯定会选择一烧了之。”韩永利股长说，“虽然国家对农民购买大型农机具出台了不少鼓励政策，也拿出了不少钱进行补贴。但具体到每个农民家庭，很难感受到这种补贴的存在。他们感受到的是，自己每年要为秸秆还田，额外支出几百元的费用。是不是应该考虑直接给农民一定的补贴?”

　　作为一个农技人员，从农业发展的规律和现实看，韩永利还认为，秸秆还田虽然可以解决秸秆焚烧、污染环境的问题，但也不能不考虑实际情况，一刀切式的选择一“还”了之。

　　“有些时候，秸秆是不能直接还田的。比如，病虫害大爆发年。如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将受到严重病虫害的秸秆直接还田，必然为来年的庄稼生长埋下隐患。除此之外，秸秆不适宜还田的情况还有不少。”韩永利说，“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相关部门也没有出台秸秆还田的具体办法。明确什么时候秸秆可以还田，什么时候不适宜还田。”

　　韩永利认为，解决秸秆的去向问题，一烧了之，固然不可取。但秸秆还田也不是万全之策。如何变废为宝，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专家说：要改一改生产方式

　　秸秆资源化利用，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同时发挥协会等第三方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秸秆资源化利用向市场化、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韩永利说，除了秸秆直接还田之外，秸秆的利用还有很多潜力可挖：比如，玉米秸秆通过机械后，可以成为饲草;再比如，可以作为工业化利用原料，用于造纸和轻工业建筑材料，可以经微生物发酵后生产沼气，还可以用来生产食用菌等等。

　　作为农业大省，统计资料显示，我省主要农作物(含苹果、蚕桑)播种面积5116.28千公顷，年生产秸秆可以达到约3100万吨。其中，小麦秸秆855万吨，玉米秸秆1845万吨，水稻秸秆120万吨，油菜秸秆120万吨，棉花秸秆160万吨。

　　为了加快推进秸秆资源综合利用，保护环境，促进农民增收，我省在前些年还曾专门编制出台了《陕西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规划》。《规划》提出，要以秸秆产业化利用为主导方向，走循环经济综合利用和低碳经济发展思路，着力推动技术创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推进秸秆多途径、多层次综合利用，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促进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作为三原县农机总站秸秆综合的主要负责人，在韩永利的主持下，三原县依托合作社、基地和大户，在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方面不断地进行了尝试。

　　比如，今年夏忙之时，三原县依托该县规模最大的山青水秀农机专业合作社为秸秆加工基地，引进工作幅宽1.9米的方形秸秆捡拾打捆机12台，实现了小麦捡拾打捆5000吨，供应给养殖场、纸厂和板子厂，甚至远销至内蒙古。以李绵农机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在渠岸镇新建秸秆综合利用万亩示范田，按照秸秆综合利用新规范，以办班培训、现场演示会等形式推广机收高留茬、捡拾打捆、秸秆粉碎覆盖、带状免耕播种等新技术，以新技术应用实现秸秆综合利用面积扩大。

　　刚刚结束不久的全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会议上，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副站长、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高尚宾提出，秸秆资源化利用，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同时发挥协会等第三方的桥梁纽带作用，探索政府、企业、协会三家合作的模式，加快先进、成熟、适用的技术、产品和设备的推广应用，促进秸秆资源化利用向市场化、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药方虽已开出，但从现实看，由于缺乏相应的产业配套体系和扶持政策，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化之路还很漫长。“受市场行情的影响，对于玉米秸秆，今年秋收之后，相关企业没有在三原开展大规模的收购活动。”韩永利说。

(责任编辑：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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